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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“费城惊魂”其实有点标题党,毕竟没有伤亡产生。但在费城着实是受了些惊吓的。
 
费城是我美国之行的第二站。那天下午两点,参观完费城市政厅,我们开着租来的黑色尼桑SUV在十字路口等灯。车子还没完全停稳,只听得“砰”一声巨响,一阵强烈的撞击感从车尾方向传来,顿时,后备箱的行李像潮水一般哗啦啦涌入驾驶室,我的身子被推离座位,弹回时后脑猛烈撞击到座椅靠背上,不由眼前一黑。
 
一两秒之后,在后脑疼痛感的召唤下,我方才回魂。心里明白,我们被追尾了。
 
我的情况还好,头疼很快消退,只颈部肌肉有拉伤,又酸又痛。姐姐的情况则比较惨,事发时没系安全带,胸部遭到撞击,一直喊着胸口疼。万幸孩子们去游览另一个景点了,不在车中,否则不堪设想。
 
我气咻咻地开门下车,冲到后面一看,尼桑尾部已经撞得稀巴烂,惨不忍睹。而肇事的白色福特高大威猛,毫发无伤。
 
我们迅速交换意见,大家没有犹豫地达成一致:报警。在场的人中,只有我会讲英语,责无旁贷,I can I up!
 
作为一枚良民,在中国连110都没打过,现在居然跑到美国大街上打911了,想到这儿,心里就哆嗦。我给自己鼓劲:想我阿柯纵横江湖(≈家里)几十年,怎么能被这点事吓退!我默念着谢丽尔•桑德伯格的名言“Lean in(向前一步)”,手起键落,潇洒而霸气地按下三个数字。很快我悲哀地发现,光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,报警这事儿还得有经验、有准备才行。
 
911一拨就通,完全不给人聆听音乐、放飞心情的机会。嘟嘟两声后,那边接起了电话。于是我一脚踏入一段史上最混乱、最鸡同鸭讲的对话。
 
“警官你好,我们遭遇了交通事故。”
 
“事故地点?”
 
“我们在市政厅前面。”
 
“事故地点?”
 
“我们就在某某艺术博物馆门口。”
 
“事故地点???”电话那头的人嗓门猛地提高了一个八度,吓死宝宝了。
 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地点……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眼睛不断搜索:我到底在哪儿,这条是什么路?终于,一个小小的路牌闯入视线,我简直像见到了救命稻草:“是圣布鲁斯大道!和百老汇街交叉的路口!”内心涕泪横流,天哪,终于过关了。
 
警察叔叔继续发问:
 
“你的车什么型号,什么颜色?”
 
“对方车什么型号,什么颜色?
 
“有没有人受伤,是否需要叫救护车?”
 
我都小心翼翼答了,到此为止一切顺利。
 
“@$#¥%&……”
 
“我没听清,能再说一遍吗?”
 
“@$#¥%&……”
 
“我没听清,能再说一遍吗?”
 
“@$#¥%&……”
 
“我没听清,能再说一遍吗?”我真的要哭了,警察叔叔这是什么口音啊,怎么一个词都听不懂?
 
对方被折磨得快要爆发,再次提高一个八度,大声向我吼出这个问题,这次,我完全听懂了!
 
这样不行,沟通效率太低。我当机立断,主动提要求:“我是一名中国游客,我希望你们能提供普通话服务。”
 
警察叔叔沉吟了一下,要求我稍等。过了几分钟,中文译员上线了,听声音是一名中年女性。她一开口,好嘛!口语还没有我一半好,讲得那叫一个磕巴。而且她也听不太懂,不停地要求警察先生重复。隔着国际漫游的信号,我都能感受到警察叔叔内心的万马奔腾。
 
但总算多了个帮手,你一言我一语,互相帮衬着,好歹把事情说清了。报警成功!
 
 
挂掉电话,一抬头,我惊得后退半步。一个一头小卷卷的黑人女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面前。她坚定地看着我说:“请相信我,我目击了全过程,我能帮助你。”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,难道这不是一起普通追尾事故,而是另有阴谋?我感觉肾上腺素飙升,血液隐隐沸腾了。
 
女士压低声音,朝福特车迅速瞟了一眼,悄悄和我说:“我看到那两个男人出事后互换了位置,我怀疑他们酒驾。”说完,我手心里被塞进一块不规则的破纸片,上面写着名字和电话。
 
“我愿意为你作证,你可以请警察打给我。”她低声说。然后要求我也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。我犹豫了一下,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字。电话当然没有留自己的,留了姐夫的美国手机。女士看到我的名字,高兴地说:“太好了,我们同名,我也姓杨!
 
我看了一眼纸片,确实是姓“Young”,发音基本一样,也算是同姓吧,但五百年前肯定不是一家。
 
美国杨小姐再三郑重而神秘地说:“千万收好我给你的东西,把它放在你的bra里,不要让任何人看见!打给我!”然后,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 
美国杨小姐应该是好心,但我总觉得心里毛毛的。我顺手把纸片塞进了皮包。
 
 
过了二十分钟,警察叔叔出警了。来人是个像山一样强壮俊朗的白人男子。我思前想后,还是把他拉到一边,把杨小姐提供的线索告诉了他。警察叔叔眉毛都没动一根,不耐烦地说:“目击证人必须留在现场,人走了就没用了!”我弱弱地表示人家留下了联系方式,警察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不,我们不会打给她!” 美国杨小姐的苦心算是白费了。
 
接着,警察告诉我,车子损坏得厉害,不能开了,他得把车拖走。这不啻晴天霹雳:我们大人小孩一长串,行李就有十几件,现在要流落街头了?警察得知我们正打算开往华盛顿,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:“我可以把你们送到灰狗汽车站,你们自己乘大巴。”
 
追尾我们的福特车,按中国交规是要负全责的。但警察只是验看了驾照,问了几句话就让他们走了,全程不过几分钟,更别说做酒精测试了。那两个傲娇的男子,从头到尾对我们连个SORRY都没说。
 
过了没一会,拖车来了。一个矮小敦实的黑人叔叔帮我们把行李一件一件从破车中卸下来,又一件一件放上警车。最后,我们依次钻入警车后座。
 
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乘坐警车,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这实际上是一辆囚车,后座不是沙发,更没有什么真皮,就是一条硬硬的塑料长凳。后座和驾驶室之间横亘着厚厚的防弹玻璃,我们听不到前面说话,但后面说话前面听得一清二楚。
 
妇孺们都还没从惊吓中恢复,像鹌鹑一样瑟缩在后座上,每个人都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。
 
到站后,我们和英俊的警官先生告别,又在巴士站滞留了3个多小时,才登上去华盛顿的大巴车。上车的那一刻,我终于松了一口气,在心里说:“别了,费城,愿我永不再来!”
 
 
当我高兴地登车时,并没有想到,由费城事故引发的噩梦,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 
当天凌晨,我们才到达华盛顿。人困马乏,我们没有入住事先预定的酒店,而是就近找了家希尔顿住下来。第二天,当到达之前预定的酒店时,发现由于前一天没有入住,连续几天的预定都被取消,而已经全额支付的房费,一分钱都不退。我和前台小姐激烈争执数十分钟,第一次感觉到用英语吵架的快感;我抄着国际长途一连给携程打20多个电话,期间各种被敷衍、搪塞、藐视。一直到回国后一个星期,才最终讨回公道。想起来,满满的都是泪。
 
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时难。当然也可以说这就是旅行的意义,让我们经历不一样的人生,见识不一样的人群,在遭遇磨难的同时,也与很多惊喜和感动劈面相逢。只是,回首一路种种,最开心的时刻,依然是飞机降落到中国土地上的那一秒钟,那种安心,那种依恋,那种轻松,深刻到不能忘。
 
背包独闯天涯的驴友们,时尚的“全球漂”们,小小年纪就只身出国读书的孩子们,你们都是真的猛士,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。
 
 
(图片来自网络,与本文内容无关。)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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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柯

杨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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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在解放日报集团供职5年,后转型做企业公关至今。著有《媒体广告的奥秘》一书,曾发表新闻作品近两百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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