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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期,我带女儿去美国旅行。在纽约的第一天,我们去了9.11纪念碑。
 
想象中,纪念碑该是一个高耸入云的宏伟所在,旁边布满苍松翠柏。当穿过长长的甬道,走到青铜铺就的三层方池面前时,我方才醒悟,原来纪念碑也可以这样建。
 
纪念碑按原楼地基大小,采用凹向地下的正方形设计,哗哗流淌的瀑布,以三个台阶的梯度,逐级汇入中央更深的方池,一说是象征悼念者的泪水流向逝者长眠的地下,一说是象征生命如流水一般,生生不息。
 
四周的黑色围栏上,镌刻着“9.11”事件中2900多个遇难者的姓名。我发现,每个遇难者姓名上,都有几个细小的圆孔。我疑惑于圆孔的用途,但很快找到答案。一朵洁白的玫瑰花插在某个姓名正中央的圆孔里,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,格外纯洁,格外庄严。
 

 

 

不远处的布告板给出解释:每逢遇难者的生日,馆方都会为他/她献上一朵白玫瑰,近3000个生日,无一错漏。
 

 

二十天之前,就在此地,举行了9.11十五周年纪念活动。新闻报道说,现场花了3个小时,一一读出遇难者的姓名,对逝者表示哀悼,对生者送去抚慰。
 
 
在我不长不短的人生中,也曾目击过这座城市的一次大灾难。
 
那天下午,我在恒隆广场29楼的某个写字台前,静静地敲着电脑。办公室突然之间像菜市场一样嘈杂,同事纷纷涌向落地玻璃窗,大声惊呼。
 
一回头,那一刻撞入我眼里的景象,凝固成图像,至今仍无数次地在脑海回放。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的地方,一座住宅楼冒着滚滚黑烟,通红的火苗从一扇扇窗户里蔓延出来,张牙舞爪、穷凶极恶地向上攀爬,烧红了半个天际。
 
第二天中午,我和先生一道,买了一束白菊,慢慢步行到那栋大楼门前。一切已归于沉寂,建筑面目全非,门窗都不见了,四处张着焦黑的大嘴。
 
警察叮嘱我们,献花可以,动作必须要快。我们默默把花放下,默默牵手离开。谁也没说话,一个字也没说。
 
几天之后的周末,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全城花祭,据说有十万人参加,我没有去。
 
然后,好像也没有什么然后,所谓的调查并没有下文,就这样过去了。
 
 
几天前,听闻旧友搬迁到胶州路上班,我前去探望。从昌平路地铁出来,好巧不巧,迎面撞上那座楼。它明显经过了整修,门窗都装上了,只是外立面依然焦黑着,被包裹在一层薄纱状的物体里面。
 
朋友急切地问我,有没有看见那幢楼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向我诉说他们搬迁到此的惶恐不安。说他们加班晚归,宁愿绕远路也不敢从那里经过;说他们搬过来之后就发生各种奇怪的事情。所有的不寻常、偶然、巧合,都被认为与那幢楼有关。
 
我完全理解友人的反应。换做是我,也是一样。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,那场灾难没再被提起,并不是过去了,或被遗忘了,只是变成了坊间不能宣诸于口的禁忌。
 
数年前,我曾和朋友讨论,我们一致认为此地应该效仿世贸遗址,改建成一座纪念公园,或者纪念馆。也许中国的土壤不太适合这种事物的生存,天灾尚可考虑,比如汶川遗址公园;人祸则绝无可能。情绪没有流淌的出口,便凝固成这城市的一道旧伤。六年了,那楼矗立那里,静默无声,还有比这更显眼的疤痕么?
 
只是意难平。有的人逝去,有人念他的名字,有人献上玫瑰;有的人逝去,无人记得,但又变成各种坊间故事的主角。
 
我还深深地记得,在纽约第一眼看见那朵玫瑰的时候,就仿佛花绽开在心尖,圣洁和宁静之感,渐渐漾满心房。原来生命被善待的感觉,是这样美好。
 
所以活着,便要好好活,活得花团锦簇,恣睢肆意。一朝逝去,去哪里求得一朵玫瑰,以慰平生呢?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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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柯

杨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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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在解放日报集团供职5年,后转型做企业公关至今。著有《媒体广告的奥秘》一书,曾发表新闻作品近两百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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